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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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了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本书是王绍光教授继《民主四讲》后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本文节选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1

在即将出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我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而本书收集的十一篇论文告诉大家,如果摆脱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

不过,在十九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法国旅美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2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 3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4  

图一:谷歌Ngram中“普选权”、“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社会运动”出现的频率

图一显示,从1840年前后开始,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5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 6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7但四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8谢氏那时刚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谁也无法以不专业为借口挑他研究的刺。